名人小时候 | 童年别趣

腕上的“手表”

　　儿时爱在腕上画手表，那是那个时代的文身。小孩皮松，圆珠笔戳在腕子肉上有些痛，表也画不圆。画上一个大圆之后，里面画一个小圆，交待表壳和表蒙子的关系，这两个圆由于皮肉游走变成扁圆。但我们不太介意这个，不圆就不圆。
　　表画好了，画上面的小疙瘩，上劲用的。这是只机械表，要上劲儿。然后是表带。我最喜欢画表带，刷刷刷，竖的线条环腕画一圈儿，说枕木也是可以的。
　　一帮小孩，甩着黝（ｙǒｕ）黑细瘦的手腕，每人有了一块手表，互相把臂赏玩。我们去游泳池展臂游泳。水下，头发像水草一样漂着，眼睛拼力睁一小缝瞧腕上画的表，它蓝荧荧地端敷于腕上，带漂白粉的池水无损圆珠笔油的光芒。
　　在昭乌达游泳池游过泳的小孩都知道，腕子上画一块表，划水轻快，速度也快，那是在上个世纪的 60 年代。
　　游过泳，我们去商店观赏玻璃柜台里的美食。蜡做的芒果和仙桃有点像真的，放在瓷盘里。蜡的大鸭梨甚至有褐色斑点和弯曲枯萎的黑柄。我们知道它们是假的，但照样咽唾沫。唾沫不知从什么地方涌集嗓子眼，咽进肚子里咚咚响。我们双手把着柜台玻璃，眼盯着蜡果，脚步缓至不移动。腕子上的表露一排。我们七八个人，露七八块表。我们油黑的腹腔凹进去像一个洞，扇形肋骨像手风琴的键盘，但弯斜，肚脐是一只干瘪的口袋系的嘴。商店的女营业员看到这么多的表，乐了。我们镇定地看我们的表，这有什么好笑？
　　如果有一块真实的表，表针真实地移动，耳朵凑上去听取“滴答”之声，那也许是一万年以后的愿景。长大了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有人一辈子都没有一块手表。我不明白表为什么会走动，说是齿轮在动。可齿轮……是哪个齿轮先动了一下，引起那么多齿轮不安地走动？
　　我并没有梦想有一块真表，圆珠笔画的表已经很好，不怕摔，也丢不了。弊病是不可用手捏那块皮，一捏，7、8、9 点全跑一块儿了。我爸有一块山度士手表，给我大爷治病卖掉了。我没见过。
　　整个夏天，我们游泳、看电影、上南山。有一次回家晚了，我妈在家属院四处找不到我。回到家，我站墙角挨训。我妈训完了，看到我的表，拉过手，朝腕子上啪啪打了几下，“这么晚回家，还好意思戴表。”

       画 小 鱼

　　我姐教我画小鱼，于是，我不再拿着铅笔，在她的写字本上乱画了。
　　小鱼是一笔画成的。从尾巴开始，沿弧线向前，在鱼嘴的地方转折向后，然后一竖，就是尾巴。记住，鱼头一律是向左面，这就是向前，我姐就是这么教的。如果比较灵慧的话，可在鱼身画上瓦片似的鱼鳞，鱼尾由横线罗列而成。
　　我站在炕上，把小鱼一条接一条地从炕沿边的白墙上画到窗户边上，它们像箭头，一个跟着一个前进，永不掉头。接着画它们腹下的第二排，然后是第三排。鱼群在离我们家炕边三尺高的墙上庄严进军，比黄海或加勒比海汛期的鱼儿都要多。当你相信鱼的真实性之后，就无法怀疑墙乃是大海。多么宽广的大海啊。我常常坐在被垛上注视鱼群前进，为它们的气势所打动。然后，再使被垛这面墙也布满鱼群，当然，它们是向另一个方向行进的。
　　描摹一种形象，对孩子来说，是第一次对客观世界进行表达，也是第一次抽象。在这之前，孩子脑中的外界映象太多，而倾吐得太少。一进一出，心脑平衡，人与世界也得到平衡。不然我也不能画那么多的鱼。不比别人更能理解原始人为什么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于跳跃的火光下在石壁上画岩画。一个不会写字又急于表达对世界看法的人，大约如此。而岩画留给我们的信息，并不是画上的鹿和狼，而是画画的人曾经在世上寂寞地活过。
　　我们家的鱼，在那个时期以惊人的速度繁殖，桌子上、杂志上，包括箱子盖内侧的木板上，都布满栩栩如生的小鱼，它们甚至钻进了我爸皮鞋的鞋垫上。我记得有一本好看的书，大开本彩印精装，叫《辉煌的十年》，记录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盛绩。这本书所有的空白处，都被我画上了小鱼，正所谓年年有余。殊不知，此书是我爸借来写稿子用的，他一翻竟大吃一惊。他把书对着我妈一页一页翻开，绝望地说：“看，这怎么退还？”又翻一页，“怎么还？”我妈眼里分明带着笑意，但装作沉重地摇头。我爸问：“谁教他画鱼的？”不用说，我姐挨了一顿严厉的斥责。

       我的“小家”

　　小时候，我对“家”的想象寄托于一个火柴盒里，这是小而方正、与四外隔离的所在。我想象未来的家就应该建在火柴盒里，里面并排躺着我和媳妇。
　　在童年，媳妇不是我刻意追求的。只是听大人说，媳妇对于家的不可或缺。娶来媳妇干什么呢？我没有其他不洁的念头，也没有让她干活做饭这种老练的构思。当时有了媳妇，就有了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伙伴。黑夜，我和媳妇躺在火柴盒里，枕着自己的胳膊讲故事。我讲一个，她也必须讲一个。谁也不许少讲。在我们家里，一切都非常讲道理。
　　这个家里没有灯，火柴盒里不能安灯，这正是神秘的所在。这个家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躺进去之后，需要有人把这抽屉式的居室推进去。天亮后，也要有人把它拉出来。谁来为我们服务呢？按童话里说的，应该是戴白色假发穿长筒袜的仆人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仆人，就应该由我妈担任，每天开关火柴盒。
　　至于孩子，在火柴盒里是不受欢迎的。我有这种梦想的时候，是五六岁。而当时我想象的孩子则是婴儿。婴儿擅尿床，擅无理啼哭，不适合住火柴盒。火柴盒里的设施，是一张彩色玻璃糖纸。想想看，这是一个铺着玻璃糖纸的新房，不仅富足，而且浪漫。
　　现在揣摩童年对于“家”的构想，它的诱惑在于小和隔离感。小的东西大多神秘。而与人隔离，是人们建立家的原始冲动之一。童年，我本生活在自己的家里，不缺少幸福，但还是想建立一个更小的家。人只有在与别人隔离开的时候，才感到安全。我在草原生活的时候，整天见不到一个人，天高地远，但还是回到四壁环堵的小屋时，才感到一种放松。因此，家无论多么奢华，也不能摆脱洞穴或巢这样的基本含义。人渴望冲出去和别人周旋，这是争夺原则。人又要划一块不为别人侵犯的地界供己所有，这是储藏原则。无论怎样说，家都是一种隐秘的所在。

       黄色小羽毛

　　小时候，我从午睡醒来——午睡从来都像从另外的地方旅行回来一样，对眼前十分陌生——在台阶上发现一根羽毛。
　　不知这是什么鸟儿身上的羽毛，而落在我家的台阶上也并非偶然。我向附近的电线杆子和树上看，包括小瑞家高耸的门楼，都没有发现那只鸟儿。
　　这根羽毛是淡黄色的，如果再长一些，就和画里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写《资本论》用的笔差不多了。
　　我把羽毛收好，思考它的用处。比如，可以插在衣领上，不，那会被别人抢走；可以用它当小扫帚，扫窗台上的细土面儿，也没什么意思。最大的用处是写一封紧急的信件，粘上它，寄出去。我不知谁需要一封紧急的信，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。
　　我把羽毛染成红色，使人感到又换了一根羽毛，然后是蓝色。可惜钢笔水没有其他颜色了。
　　我姐说：“你把羽毛洗干净，放回去，小鸟儿一定会回来找。”
　　是吗？这太好了。我清洗羽毛，但它显得凌乱不堪，纹路都裂开了。我把它放在台阶上，在西屋的玻璃窗里监视。为使其早来，又放了几粒米。少顷，再用一个红的空铁盒盛水放上去。来吧，鸟儿。我知道找到自己丢失的东西那种惊喜——当年找到遗失在体育场的书包，抱着不肯松手。尽管边上并没有米粒和红盒子盛的清水。
　　世间最漫长的事情莫过于等一只鸟儿的来访。它终于没来，我以为它即使不来，也有可能派一只麻雀过来，叼走这根羽毛——麻雀匆忙地吃点米，啄羽高飞。这一切，都被不知藏在哪棵树深处的黄色小鸟仔细地看在了眼里。